国家建构 法治和问责

编辑:来源:80人阅2018-02-02 14:02:30




国家建构  法治和问责

——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读后感


福山的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从古至今,从世界各地的案例论述各式各样的政治模式,叙述了很多历史事实,为什么西方和东方国家的政治模式有着天壤之别,走过的路径又是如此不同,会明白现在丰富多彩的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。在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中,福山力图从三个维度,即“国家建构、法治和问责”来考察政治模式。在他看来,一个成功的政府是三者之间的平衡,但他格外强调“国家建构”,这就有了从世界各国的历史中去寻根求源。他在书中强调“我把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原型,追问为何其他文明没有复制这一模式”。因为早在秦朝,“中国就独自创造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,成功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、统一的官僚政府,去治理广大的疆域与人口”。 非常新颖的是,他将中国当作国家形成的范本,是第一个从正面肯定中国“国家建构”的西方学者。

但是,以前的福山与现在的福山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不同的,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《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》中,福山的结论是: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最后的形态。从当时的境况看,随着苏东剧变,第三波民主浪潮风起云涌,似乎历史就要终结了。然而,二十多年过去了,自由民主制却未能征服世界。

当小布什强力横扫萨达姆政权,入侵阿富汗,移植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,后来又有利比亚卡扎菲的倒台,中东的政治强人一个接一个倒下,中东成了一团乱局,人为的自由民主制在中东水土不服。到现在,美国却深陷泥潭。从输出西方的民主制到现在的全面收缩,从小布什到特朗普,产生了180度的大拐弯,特朗普一味的“美国第一”导致了美国“领导”地位的式微。

人类社会进入到了21世纪后,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不像福山所预料的那样发展,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崛起,给了福山审视历史新的视野和角度。福山考证历史发展的眼光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,那就是从关注“同一性”走向关注“多样性”,从关注“终结”走向关注“起源”。 历史并未终结,其中包括政治制度的多样性,所以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是对福山以前结论的修正。也许存在的都是合理的。他更多的是以不偏不倚的语调论述各种政治制度的对与错,优与劣,几乎对世界各地种族各异、信仰不同的各种政治模式进行了描述,从早期中国及儒教文化圈,到欧洲“经典”的英国、法国,还有丹麦甚至匈牙利,以及拉丁美洲、非洲的国家,使读者有一种虽然是概略,但却是全面的认识,为什么丹麦发展成了如此美好的国度,而石油丰富的委内瑞拉守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却成了濒临破产的国家,俄罗斯专制主义历史导致了今日俄罗斯现状。

他没有推销“民主”,而是将民主放在国家建构、法治之后,同时也强调三者的关系缺一不可。他将国家建构—也就是国家能力放在问题的主要方面上,这是经过多年的观察得出的答案。二十多年来,由于民主化过程造成了不少问题,所以,他更强调国家建构,因为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去执行法律,法治只是一纸空文,同样,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去维持基本秩序,民主很可能成为民粹的狂欢。概而言之,国家能力的薄弱会使民主化过程成为失序化过程。 从现在看,福山的基本观点是一以贯之的,只不过更加全面了。理性的分析使他意识到,国家建构、法治和问责制达到平衡时,这才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制度。“一个没有法治和问责制的强国家相当于专制。它越现代和制度化,其专制就越有效”。如果一个国家的“国家能力过强”,而“法治与问责不足”,“推断有问责体制的社会会最终战胜那些没有它的社会,有一个重要原因:政治问责给制度的适应性变迁提供了一个和平的路径。在王朝时代,中国的政治体系始终无法解决一个问题,即‘坏皇帝’的问题,……在对上而不是对下负责的当代中国,这个问题仍然至关重要”。

“中国早熟出世的强大国家,始终能够完成印度所做不到的任务,从建造阻挡游牧入侵者的长城,到兴建21世纪的大型水电工程。”与印度比较,最令国人自豪的是,中国的高效率印度不可比,我们只要一决定高铁线路,立马征地就可建造,而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则会陷入各种宗教势力、政治力量无休无止的争论。但是,“中国没有基于宗教的法治的历史基础。中国的传统以法家思想为基石,中国人心目中的法律主要是制定法,也就是皇帝所颁布的王法。”国家能力过强,而法治与问责不足,它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。“中国强大的国家从来不受法制的约束,”这样的传承似乎还在继续下去。如前些年的征地强拆,是以牺牲国民个体的利益来进行城市建设。将征地强拆低价得来的土地高价卖出,以此来筹措资金进行城市建设,同时又推高了房价。造成城市周边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,还产生了一个付产品就是官员寻租的巨量腐败。这样,老百姓无形中为城市建设买单。同样是前些年,唯GDP的发展模式使我们走上了一条以前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,各级基层政府官员几乎普遍的认同是,先发展,既使有污染也在所不辞,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。

虽然国家能力是法治和民主得以发展的前提,但是法治和问责也是国家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前提。国家建设要把握好“度”,应该有个边界,这个边界就是法治秩序和民主问责。城市建设不能以国民个体的付出来实现,GDP的增长不能以牺牲和恶化生态环境来实现,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公、腐败的发生和我们赖以生存环境的破坏。(吴光勇)